由此我们也发现了司法理论中人民的第三重形象：作为正当性来源的整体意义上的人民。
另外，还成立了宪法研究小组，由陈伯达、胡乔木、董必武、彭真、邓小平、李维汉、张际春、田家英等八人组成。也就是说，全国人民代表大会是唯一拥有国家立法权的机关，有权修改宪法和制定法律。
(47)民族自治地方的人民代表大会有权依照当地的政治、经济和文化的特点，制定自治条例和单行条例。(42)中共中央文献编辑委员会编：《毛泽东选集》第四卷，第1427页。1956年，毛泽东在《论十大关系》中强调：我们的宪法规定，立法权集中在中央。1955年7月，第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二次会议通过《关于授权常务委员会制定单行法规的决议》。(50)在我国历史上，中央与地方关系往往处于一放则乱、一收则死的矛盾局面中，究其根源在于中央与地方关系的规则型治理结构的长期缺位。
二是确立了国务院制定行政法规的行政立法权。可以制定有关条例，并以草案形式发布试行。[21][26][27] [英]以赛亚·伯林：《自由论》（修订版），胡传胜译，译林出版社2011年版，第170、179、185、186页。
当然，在法学上，受益权有着特别的含义，指的是人民为其自己之利益，而请求国家为某种行为之权利，因其以由国家获得某种积极利益为内容，故又称为积极之公权，如诉愿权、生存权是。[36]郑功成：《社会保障学：理念、制度、实践与思辨》，商务印书馆2020年版，第17页。而对于进入城市的农民工而言，他们是否能够享受与本地居民同样的医疗、养老等福利待遇以及在社会保障上是否有着同样的保障深度与广度，同样不无疑问。[19]转引自[澳]本·索尔、戴维·金利、杰奎琳·莫布雷：《〈经济社会文化权利国际公约〉评注、案例与资料》（下），孙世彦译，法律出版社2019年版，第575页。
社会安全制度下的受益权成为一种‘社会权，是由社会成员的‘身份构成的，而不是由缴费‘能力来决定。至于将此权利提升至宪法层次，成为‘社会基本人权，则迟至第一次世界大战后，方成为一项蓬勃的运动。
这一界定意味着：凡具有此身份者即拥有此权利。同时必须注意的是，在马歇尔对社会权利的定位上，包含着针对全体社会成员的社会福利给付与对弱者的特别救助两个基本内容，而如前所述，这恰恰就是社会权的完整内涵。然而，社会权究竟是一种什么样性质的权利，则人言人殊，众说杂陈。[11]与人身、财产等自然权利不同，政治权利与社会权利都具有很大程度的封闭性，即一般只允许本国公民行使这类权利，而不会将这些权利赋予外国人和无国籍人。
在我国现行宪法中，针对全体社会成员和特定身份的弱者，也规定了相应的社会保障制度。前者是剥夺与阻碍，后者是慈善与奉献。霍尔姆斯和桑斯坦的一段言论，很好地表现了消极权利与积极权利在国家角色上存在的差异：消极权利禁止政府行为，并把它拒之门外。[14]当然，如后面所要提到的，这一境况也在改变之中，各国的法律和政策也越来越朝着人道、博爱的趋势发展，这是弱者的福音，也是人类的福音。
除了是这些社会集团的一个成员以外，他还是一个简单的纯粹的人，并以这种身份去思考、感受和行动。例如有学者就提到，国际劳工组织1925年的《外国工人与本国工人事故赔偿同等待遇公约》（第19条）规定：凡批准该公约的会员国，保证对已批准该公约的任何其他成员国的国民在其国境内因工业意外事故而伤害者，或对于需其赡养的家属，在工人赔偿方面，应给予与本国国民同等的待遇。
[27]即使撇开意识形态的因素，统治者在积极权利的保障过程中，通过资源的分配与保障对象的取舍，依然可以行使对人们的控制，甚至迫使人们就范，这也是应当加以警惕的。第四，承担义务的主体不同。
我国台湾地区学者张世雄先生指出：国家的进一步扩张，是在由社会保险转型到社会安全制度的几个步骤完成。[6]在各种不同的身份背后，也都有着法律的影子，即法律根据人的身份而据此赋予权利、课以义务。[33]当然，受益权并不止于社会权，人权首先关注的是国家与其所属人民的关系，个人与群体是人权的受益者，而国家则要承担相应的义务。[2]许志雄：《宪法之基础理论》，稻禾出版社1992年版，第37页。第二，当事人是否需要缴纳费用不同。二是与另一种被确认的利益相关的、经过确认、界定和保护的利益。
然而，从社会权本身的内容来看，则有两种不同的受益渠道，由此也呈现出社会权的不同面向。[32][35]张翔：《基本权利的规范建构》（增订本），法律出版社2017年版，第186页。
[39]但对于社会保险而言，则是依当事人的缴费能力作为依据，决定缴纳费用的高低。例如，我是教师，我就应该拥有教师所享有的权利，而这些权利就不是其他非教师职业的人员所能具有的。
需要注意的是，法律上对此类弱者的界定，实际上就是一种弱者身份的资格审查，只有符合国家法律规定的标准者，才是法律上所承认并予以保护的弱者。但即便如此，也可知社会权的涵盖范围极广，是一个保障人们体面生活、尊严生存的多种类型权利的集合体。
《残疾人保障法》2条也对何谓残疾人作出立法解释：残疾人是指在心理、生理、人体结构上，某种组织、功能丧失或者不正常，全部或者部分丧失以正常方式从事某种活动能力的人。在这其中，涉及到的主体主要有劳动者（第42条、43条）、退休人员（第44条）、年老、疾病或者丧失劳动能力者、残疾军人、军属、烈属（第45条）、盲、聋、哑和其他有残疾的公民（第45条）、妇女（第48条）、母亲、儿童（第49条）等。只要存在这样的结构，这个问题就不会完全消失。另一类是公共的，它涉及国家基于公共利益的理由而对个人及其财产提出的权利性主张。
[25][英]T. H.马歇尔：《福利的权利及再思考》，载郭忠华、刘训练编：《公民身份与社会阶级》，江苏人民出版社2007年版，第48～49页。进入专题： 社会权 身份权利 积极权利 受益权利 。
……这是一个由特定社会的公民所设计的财政安排，其目的在于调节这一社会的收入分配，以便促进所有人的福利。就人民方面言之，则有请求政府为各种行为，以增加人民福利的权利，故受益权由消极的性质，变为积极的性质。
（4）享受公正而良好的工作条件的权利（第7条）。那么，将社会权作为积极权利，会影响到其权利的属性与效力吗？在学术界，对于社会权的诸多质疑，实际上就是担心在积极权利的架构过程中，国家这个必要的恶会走上前台，扮演为人民谋福祉的主导地位的角色，如此一来，不仅使原有的政治国家与市民社会的制度设计顷刻崩塌，私人领域也逐渐地国家化、政策化和法律化。
格劳秀斯就是从这个角度来对权利进行定义，他说：权利在严格意义上说来又可以分为两大类，一类是私人的，它是为个人的利益而确立起来的。所以受益权之由消极而积极，也是福利国家的基本人权，和夜警国家不同的一面。其三，穷人以其独特的方式为经济发展做出了贡献。积极权利需要并盛情邀请政府。
[18][比]丹尼·皮特尔斯：《社会保障基本原理》，蒋月、王铀镱译，商务印书馆2014年版，第30页。旧日的受益权，专指请愿权、诉愿权、诉讼权等消极的请求救济的权利而言。
参见陈新民：《宪法学导论》，自印本1996年版，第173页。[17][丹麦]哥斯塔·埃斯平—安德森：《福利资本主义的三个世界》，苗正民、滕玉英译，商务印书馆2010年版，第64页。
从以上的比较也可发现，真正能够发挥社会权受益功能的，还应当是由国家提供的社会安全或社会保障制度。[22]在积极权利的背后，我们看见的是国家在行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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